越南自今年10月初改变防疫政策，转向“与疫情共存”新常态，旨在实现既抗击疫情，又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目标。然而，进入11月以来，越南疫情仍处于高位运行持续增长态势，多地被迫重启部分防疫限制，疫情防控依旧严峻复杂。

根据越南卫生部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12日，越南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4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7万例，病死率达2.5%。鉴于当前越南疫苗接种率尚未达标，现有的医学防疫能力不足，越南医疗药品、卫生工作人员的防护设备供应短缺的背景下，疫情仍是影响当前越南政治安全、宏观经济运行、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的最大障碍，甚至有舆论担心未来越南遭遇全面危机。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年）》以及越南中国商会会员名录统计，在越中企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电力生产业、交通运输建设与运营、新能源、高端智能装备等领域，投资选择更趋丰富，投资结构更趋合理和优化。

鉴于上述对越南转向“与疫情共存”新常态后越南总体局势研判，当前在越中企面临的风险，包括中越两国政治摩擦加剧，域外大国干预与竞争强化带来的政治风险，越南经济下行、对华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等导致的经济风险，社会治安趋于恶化导致刑事犯罪率高发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越南投资法治环境滞后引发的法律风险。

（一）政治风险逐步显现，恶化中企投资营商环境

1.中越两国政治摩擦恐有滑向“高发期”的危险，将削弱在中企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和信心。第四轮疫情爆发以来，越南社会民众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上升，民粹主义情绪助推仇华排华情绪上升，国内部分民众在民粹主义情绪的非理性渲染下，发出诋毁中国疫苗效果的杂音。一旦越南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持续衰退，越南复杂的仇华排华情绪将极易转化为对在越中企的仇视，使得民粹主义情绪高涨，导致纯粹的经贸问题政治化，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恶意抹黑。不排除越南再度爆发2014年规模的仇华排华事件，给中越两国关系以及地区和平带来较大的破坏性影响，进而增加在越中企的政治风险。

2.域外大国干预与竞争强化，进一步挤压在越中企生产经营投资的发展空间。美国出于全面展开对华战略竞争，实施对华全方位遏制的需要，将越南视为东南亚地区对华战略支点国，加大了对越南拉拢程度。2021年7月下旬，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访问越南期间，公开表示美方将继续与越南合作研发新冠疫苗，并表态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8月，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越南期间，公开表示美国将为越南提供在南海地区提供更多帮助，包括派遣更多军舰，以进一步加强美越军事关系。美国也加大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积极帮助越南融入国际社会。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已为越南抗击疫情提供了302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截至2021年10月，美国向越南提供了六批新冠疫苗。

疫情以来，越南努力向日本示好，对日本企业在越南投资采取更多优惠政策，尤其注重引导日资投入到基础设施、绿色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等越南优先发展领域。今年11月下旬，越南总理范明政访问日本期间，出席了“提升越日关系水平，合作共促发展”为主题的越日投资促进会议。在会上，双方企业签署价值超30亿美元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中包括共建凉山电厂，海防庭武经济区天然气供应系统，升龙二期工业园扩建等多个基础设施项目。

此外，印度和俄罗斯将越南视为东向战略、南向战略的重要伙伴，或加入越南在南海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或积极向越南出售武器增强其国防力量，共同对付来自邻近大国的竞争。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得在越中企需要不断地调整方案以适应市场环境，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展开持久战。

（二）经济下行、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等增加在越中企投资经营的经济风险

1.疫情形势不明朗叠加经济下行，导致企业面临用工荒加剧经营风险。第四轮疫情对越南制造业、出口、金融以及投资等重要领域产生的“创伤效应”仍在持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今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越南经济增长2.9%，远低于今年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5.8%目标。疫情持续蔓延，大多数工人因躲避疫情辞职回老家，导致大量劳动力流失，工厂被迫关门或项目被迫延期。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形势尚不明朗，使得越南处于一个焦虑、紧张、不安的社会氛围。

根据越南统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22764家企业中有17.8%面临用工荒。其中，面临用工荒最严重的行业为电子、计算机和光学产品、皮革及相关产品、服装制造、电气设备制造和纺织业。企业用工荒已经影响到在越京企的生产进度，进而导致亏损。如从事商贸进出口企业——广西凭祥金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越南项目负责人表示，“越南疫情形势仍然不乐观，项目现场的数名越南籍员工感到害怕而辞职回老家，这导致项目用工流失，因此只能再重新招工”。从事承办商贸企业展览展示的企业——美诺加诚（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驻海防市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疫情导致越南许多工厂因为用工荒而关门，也有部分企业直接放三个月假。这些事情造成公司的业务连续数月陷入无订单的状态。如果情况仍不好转，企业决定关闭办事处，放弃越南市场”。

此外，用工荒也导致一些中资企业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如浙江万事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越语翻译表示，“目前越南物流公司员工短缺，导致物流订单流转速度慢，集装箱无法按期到港或长时间滞留港口，不仅影响项目进展，而且导致公司设备受损风险加大” 。

2.越南对华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将阻碍在越中企拓展市场。疫情刺激越南在对外经济政策中趋向效率与安全并重，经济安全意识提升的同时，对华防范心理和抵触情绪也在上升。疫情以来，越南对中国投资的投资质量和内容进一步限制，明确中国投资的限制级别从“限制落后产能及高污染行业转移进越南”转向全面禁止，未来中资企业在投资项目上面临更加严苛的环保壁垒。在5G领域合作领域，越南国内部分政客别有用心，利用民粹主义情绪，大肆渲染“中国技术威胁论”。受此影响，越南主要移动电信运营商viettel没有选择华为，但却选择与爱立信（Ericsson）和诺基亚（Nokia）合作。在爱立信的帮助下，viettel仅用半年时间就宣布成功自主研发了5G技术。

（三）社会治安趋于恶化，恐波及中资企业，存在安全风险

疫情造成数百万越南人失业陷入贫困，贫富分化继续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社会治安趋于恶化，刑事犯罪率持续上升。越南政府因疲于应付疫情防控，疏于打击制毒和贩毒活动且防控漏洞较多，使得境内外制毒和贩毒活动愈发猖獗，禁毒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越南公安部对2021年前三个季度犯罪案件的总结显示，越南社会治安形势存在恶化倾向。2021年前三个季度，越南发生的公共场所抢劫案件比同期增加20%，未成年人犯罪增加25%，偷盗案件增加60%。

越南社会治安趋于恶化，不仅制约越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京资企业的经营，危及员工的人身安全和企业的资产安全。部分中企员工对越南治安问题突出表示担忧，如美诺加诚（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驻海防市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解封后，公司所在周边街区，包括我所居住的街区发生过多起摩托车公开抢劫事件，不仅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而且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因此，如果不是出于工作需要到当地政府部门办事，一般我不敢外出”。

（四）越南投资法治环境滞后引发的法律风险

过去十年，越南多管齐下，在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等方面不断推进，努力改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得以持续改善。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统计，在190个列入统计的经济体中，越南由2015年的90位提升至2020年的70位。然而，就当前来看，越南在投资领域方面，面临着投资法律法规透明度不高，法律基础相对薄弱等问题。

由于越南经济革新时间较短，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在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某项法律法规之前需评估成效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越南在制定和出台法律方面存在着频繁改动的问题。如越南对《外国投资法》就进行了多次修改。1987年越南首次出台《外国投资法》，2006年颁布《投资法》取代《外国投资法》，但在此后的10年内，连续进行了三次修订。到2020年6月通过新的《投资法》前又经历了一次修改。虽然投资条件不断优化，但如此频繁地对法律进行改动，导致原有规定大多被废除，缺乏确定性和统一性，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对越南政策稳定性的信心，也给在越中企的投资经营增加了额外的压力与风险。

除了立法方面之外，越南还存在着执法水平不严、缺乏透明度、随意执法等现象。在越中企投资的领域集中在关系越南国计民生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及运营、先进智能制造、地质、国土勘察、新能源材料等领域，这些企业在越生产经营运行数据、来自服务对象和当地员工大量个人数据，关系越南经济社会发展多个层面。但当前越南《网络安全法》对于数据保护管辖范围的定义较为模糊，当前行政执法机构因审查程序不透明，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对法律权威性、严肃性贯彻不到位，给在越中企生产经营活动带来数据安全的法律风险。

鉴于越南防疫转向“与疫情共存”新常态后，越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充满诸多变数，在越中企面临风险较大。因此，在越中企应及时调整风险防控和管理策略，加强风险防控，降低风险，切实保障维护在越中企可持续发展和员工生命安全。现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一） 政府层面的策略

1.巩固和深化我与越友好关系，促进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

应在中越共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不断推进巩固和深化我与越友好关系，增进双方政治互信。

• 探索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与越南河内、胡志明等主要中心城市建立地方领导人会晤机制，促进两地领导间的友好互访与深入交流，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加快推进两地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两地经济交往，为中企在越南投资经营构建良好的政治氛围。
• 与河内市、胡志明市等主要城市建立企业投资政策协调机制与争端机制，更好引导与规范中企到上述城市投资。
• 与河内市、胡志明市等主要城市建立企业政策鼓励与保障机制，引导中企对上述城市进行投资，同时保障在越中企投资安全，助推在越京企项目推进全落地。
• 率先与河内市、胡志明市政府签署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积极开展与两大城市在经贸、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互访交流，将广西南宁市、云南昆明市与两大城市的经济合作打造成为中越共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地方经济合作典范。

2. 依托各种合作平台，深化双方的合作水平。

• 充分利用中国与东盟博览会、亚洲博鳌论坛、澜湄合作等平台举办论坛和推介活动，推动中企和越企之间务实合作，积极推动双方信息数据交换、贸易企业对接洽谈。
• 建立在越中企境外投资和海外企业联络服务平台，依托国家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发布的国别投资合作指南、投资产业指引以及国别投资安全风险分析报告等信息，做好在越投资合作的指导和监管，减少在越中企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从而有效保障其投资利益。

3.优化对越投资布局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 抓住越南重点发展绿色能源经济的历史性机遇，在越南加速布局优质资产。利用越南重点发展太阳能、风能、热能等新能源领域带来的投资机遇，提前预判潜在进入壁垒和后续运行障碍，化解潜在风险，同时可考虑与先进国家进行能源技术合作，积极推广第三方合作方式。
• 加快与越南政府签署新能源产业和设备合作与购买等相关协议，重点投资布局越南新能源汽车和摩托车产业，积极与全球产业链上游优势企业促进投资与合作。

4.完善企业数据安全保障机制。

• 推进与越南政府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合作，推动双边数据安全合规体系接轨，明确双边合作中的数据安全监管边界。建立与越南政府数据安全问题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维护我数据主权和在越中企权益。针对在越中企开展数据安全系列活动，帮助相关企业更深入地了解越南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现状以及演变趋势，提供相关应对策略。
• 联合中央有关部委，整合数据安全相关行业资源，编制在越中企业数据安全合规指南，建立面向在越中企的数据安全公共服务平台，为在越中企提供贴合越南地方实际的数据安全咨询服务与法律援助，切实保障在越中企的权益。
• 敦促相关企业在对越开展业务的同时，要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备在越数据安全相关工作情况，主动学习越南当地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将数据安全相关工作纳入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实施、运营、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在与越南政府、企业的合作中，要明确自身的数据安全责任义务，签订数据安全相关的备忘录。

（二）企业层面的策略

1.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做好长期防控准备。

• 依托越南各级商会，专业安保咨询公司，企业建立情报信息系统，搜集和分析各类在越推进项目各类风险情报信息，建立档案并及时发出预警。
• 重视法务部门的风险防控作用。对企业经营内外的法律风险点进行排查和评估，按照法律风险高低确定分类处置预案，积极组织实施及时识别和评估可能对其利益造成潜在影响的各类合同，并立即通知相关方以减轻可能的损失。

2.进一步完善企业数据安全建设。

• 建立远程和现场技术监督和支持服务，确保企业安防监控系统、各类办公系统、应用程序、服务器机房、内部专网和网络信息资源的稳定运行。
• 派驻专业合规团队，及时跟踪当地立法动态及监管事件，与当地政府监管部门建立沟通机制，提前做好应对本地监管预案。尤其是越共执政出现重大危机的极端情况下，更要防范风险做好预案。
• 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在越南推进项目或投资并购的越南企业进行充分尽职调查，重点关注涉及国家安全、敏感信息、用户隐私合规审查相关风险，做好应对预案。
• 建议考虑服务托管的方式选择海外数据方式以及供应商，在安全性上略胜一筹。按当地数据监管要求制定供应商合规准入清单，防止引入云服务商发生合规风险或违约风险。

3. 重视中企本地化建设，塑造企业良好形象。

• 企业管理人员需掌握越南本地政治、经济、法律、金融等相关方面的知识信息，充分了解并遵守越南的法律法规，聘请越南籍的法律人才实现“本地化”法律保障，从而降低企业的法律风险。
• 企业人员应具备包容性的思路，求同存异，尊重越南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主动了解当地的文化禁忌，深化文化交流，处理好与越南当地民众的关系，与当地民众建立信任。
• 借助适当的媒体正面报道和宣传，提升企业公众形象，更好与越南实现互利共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