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环球》2019年第25期。苏庆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睿雅系上海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生。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运行的推动力和晴雨表。当前，许多国家大幅削减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政策措施，出台贸易保护措施，给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压力。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lobalTradeAlert，GTA)最新数据，2017年以来各国制定的保护主义措施逐渐增加，2018年贸易保护措施共1815项。同时，全球贸易促进措施出现自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截至11月4日，2019年全球贸易促进措施共236项，未及2018年481项的一半。全球贸易预警组织创建者、瑞士圣加仑大学西蒙·埃弗尼特教授称这样的数据是“矿井中的金丝雀”(意为应该高度警惕贸易保护带来的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大幅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预期增速至3%，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世界贸易组织最新的数据表明，2019年上半年贸易量增长为1%，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牛津经济咨询社本周警告说：“油价、证券、信贷标准和新兴市场遭受一系列冲击，加上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很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称，如果各国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贸易冲突和支持增长，世界经济将进一步放缓。

一、从数据看全球贸易干预措施数量及经济影响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程度明显提升。2009年至2016年，全球每年推出贸易保护措施1364项，2017年起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数量开始攀升，2017年、2018年增长率分别为20.51%、19.72%。反观贸易促进措施，截至2019年11月4日全球推出236项，尚未达到2018年481项的一半。

从全球每年推出的贸易干预措施比例来看，2015年至2019年间，全球每年推出的贸易保护措施占贸易干预措施的比例从71.75%上升至79.76%。

 

 

而就全球每年推出的贸易干预措施比例来看，2015年至2019年间，全球每年推出的贸易保护措施占贸易干预措施的比例从71.75%上升至79.76%。

 

 

从贸易保护措施发起国来看，2016年至2019年间美国每年推出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占全球贸易保护数量的比重提升最大，从26.46%上升至72.88%。

 

 

从贸易干预措施涉及的部门来看，贸易保护措施及贸易促进措施均主要集中于工业、制造业相关部门。受贸易保护措施限制影响最大的前五位国家分别为：中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其中中国受到的贸易限制措施共6239项，比受贸易保护措施限制数量第二多的德国5006项高出24.63%。

 

 

全球贸易增长在2017年达到峰值后，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大幅放缓。2019年制造业和全球贸易的急剧下滑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更高的关税和围绕贸易政策的长期不确定性抑制了贸易和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至3%，创金融危机后的最低点。

2019年前三季度美国GDP增速持续下滑，已从3.1%放缓至2.0%再放缓至1.9%，虽然略好于预期，但美国经济增长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减税效应弱化的共同作用下开始趋缓。第三季度，由于经贸摩擦和不确定性上升，出口及私人投资大幅下降拖累GDP增长。同时，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的私人部门消费对增长的边际支撑作用正在减弱。商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疲软，总体通货膨胀率和除食品、能源之外的各类商品通胀率仍低于美联储设置的2%政策目标。

 

 

2019年第二季度，由于工业下滑，德国出现经济萎缩的迹象。其二季度未季调GDP初值环比降0.1%，前值为增长0.4%，经季调后的GDP数据则从第一季度的0.7%放缓至0.4%，超出预期的0.1%。俄罗斯2019年前三季度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但因对俄制裁延长、投资和贸易增长疲软、石油减产导致的生产活跃度下降原因，世界银行将2019年俄罗斯经济增速预测值从1.2%下调至1%，将2020年GDP增速预测从1.8%下调至1.7%。日本因强劲的国内需求弥补了出口疲弱带来的冲击，4-6月环比年增长率为1.3%，第三季度日本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6%，预计10月工业产出将增长0.6%，11月将下降1.2%。中国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2%，第三季度增长6.0%，较2010年一季度12.2%的增速已经下降了一半，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比较可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小幅提高至3.4%，较4月份的预测下调了0.2%。预计2019年和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放缓至1.7%，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将从2019年的3.9%升至2020年的4.6%。

二、贸易保护与经济衰退背景下看全球政策应对

美联储已进入降息周期。随着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增大，美国收益率曲线倒挂出现，2019年7月31日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宣布了十年来的首次降息，至10月31日已三次降息。自2015年12月美联储宣布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开启加息周期，至2019年7月，四年时间里总共加息9次至最高点2.25%-2.50%。而在这三个月内，美联储将全部加息幅度回撤了三分之一，至1.50%-1.75%。美联储“扩表”行动也在跟进，大幅提升隔夜及定期回购操作规模。隔夜回购操作的最低规模从750亿美元提高到1200亿美元。10月24日和29日两次14天期回购操作的最低规模从350亿美元提高到450亿美元。但美国金融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而今，美联储还有150个基点的空间。而考虑到美国财政赤字的状况，美国财政政策发力程度也不尽乐观。

 

 

自美国8月份开启降息周期以来，为应对美元冲击全球超过30家央行纷纷降息，全球经济进入“低利率时代”。目前全球以负利率计价的债券，特别是负利率政府债券总规模已超17万亿美元。

10月25日，俄罗斯央行宣布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6.5%。这是俄央行自2017年12月来首次大规模下调基准利率。日本央行暂不扩大刺激政策，主要是因为目前市场状况暂时平静，日本国内经济数据没有出现明显恶化，且进一步下调负利率的代价较高。债券方面，德国8月首次发售20亿欧元零息30年期超长国债(2050年到期)。主权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从3月到9月下旬，美国10年期美国国债，英国债券，德国国债和法国证券的收益率下降了60至100个基点，而意大利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下降了175个基点。

客观来看，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各国通过负利率刺激经济是一种非常无奈的举措。虽然低利率在短期可能会对刺激经济发挥一定作用，但从长远看无异于饮鸩止渴：一是将推升全球物价水平，使得货币大幅贬值；二是过于宽松的货币量及其负利率，导致对于风险的过度追求，投资泡沫涌现；三是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冲击全球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及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四是利率调整的空间有限，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将削弱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使政策操作空间越来越窄。同时，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挤占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为真正走出经济低谷，在国家层面，关键在于提升生产率、注重创新，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注重宏观审慎政策与监管。在国际层面，各国应采取开放、合作、包容的态度共同应对负利率趋势。一是消除贸易霸凌和贸易壁垒，振兴多边合作。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缓解贸易紧张局势，使增长更具包容性。二是建立全球货币协调体系或谈判框架，采取限制降息行动，抑制全球进一步大幅度降息局面出现，确保现行负利率政策的基本稳定；三是整合更充分的全球保障网，以降低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加速金融监管改革和全球金融安全网构建，确保为全球金融安全网提供充足的资源，降低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同时抑制腐败，减少政策扭曲及公共服务质量下降。

三、全球央行进入降息周期背景下看中国政策走向及政策空间

在全球央行进入降息周期的同时，中国央行未来的政策走向及政策空间引起广泛关注。目前，中国GDP增速可观，宏观经济形势对货币政策施压有限，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保证了中国货币政策一定的正常操作空间。

中国在存贷款利率调整方面变动不大。2019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经进行了两次降准操作，共释放了1.7万亿元，较好保证了社会资金流动性，温和提振信贷增速，改善企业投资边际。在降息方面，中国央行宣布推出LPR机制后，首次报价一年期LPR与新增的五年期以上利率，与同期现行贷款基准利率相比，分别低10个bp和5个bp，相当于实现一次非对称降息。

CPI上升不会成为货币宽松的制约因素。物价的涨跌应该兼顾考量普遍因素和特殊因素。虽然CPI破三，但除去食品、能源因素后，核心CPI和PPI(生产价格指数，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均在年内不断走低。由于非洲猪瘟等特殊原因所导致的供应量不足导致的猪肉价格上涨，应该重点关注供应方面。

中国必须综合考量当前经济形势、通胀水平、就业状况、国际收支等因素，在维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的同时，顺利推进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首先，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等要求，在稳定物价上涨压力，将货币精准地投到能提供新增长的支柱产业；其次，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加强各类政策的协调与宏观审慎监管，避免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同时，稳步推进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把握消费升级步伐，深化侧结构性改革，逐渐去除过剩的落后产能，把握新技术革命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