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全球化的逆风似有增强之势。以全球出口总额占全球GDP比重衡量，2008年是全球化的峰值，全球出口达到全球GDP的25%。自此之后，这一比例震荡走低，到2018年降为23%。自2018下半年起，中美贸易摩擦急剧升温，美国相继对中国价值500亿、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对约12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中国也出台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此冲击下，2019年全球出口总额下滑3%，逆全球化趋势增强。2020年，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全球先后已有44个国家封锁边境。IMF预测，170个国家今年将出现负增长。全球经济步入衰退，对外贸易合作受阻，导致对逆全球化的担忧情绪进一步增强。

对中国来说，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最先爆发的国家，作为占全球贸易总额近10%的贸易大国，作为美国高额关税的承受者，如何应对这股全球化逆风，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以疫情带来的逆全球化为背景，分析2020年中国外贸增长形势以及如何把握疫情的危中之“机”。

海外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渠道

继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全球供应链再次受损，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减速的一部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大面积停摆，以及全球总需求下滑和全球供应链摩擦增加，从两个角度共同冲击全球贸易。这或导致本次全球贸易所受到的冲击超过2009年。2009年的贸易下滑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下滑，尚未出现各供应国的产能停摆；而这一次，全球供应链多点遭受冲击，对全球贸易总盘子的影响会更加深远。根据WTO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增速将在-13%到-32%之间。中国下滑幅度取决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比的变化。这一比重自2015年触及14%高点后小幅回落；但2019年在中美互征关税的背景下却不降反升，从2018年的12.8%上升至13.2%。这是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一种证明。按此预测，如果2020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保持不变，那么中国出口也将面临-13%到-32%的下滑。

出口下滑会间接影响国内消费与投资，对中国经济的二次冲击不可低估。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出口依赖度持续下降，2019年出口在工业中的占比已经降至2002年加入WTO之初时的比例（2019年，我国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下降到39%，而2002年为42%，2005年的高点是62%）。根据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消费、投资、出口（注意不是“净出口”）在最终使用中所占比重分别是45.7%、37.5%、16.8%，而2012年这一比例分别是41.4%、37.8%、20.8%。主要变化就是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让渡于消费，而投资占比稳定。经济结构的变化虽然增强了中国抵御外需冲击的能力，但当外需大幅下滑时，仍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连锁反应。这体现为出口企业收入恶化，导致员工收入恶化而影响消费；企业投资下滑影响投资，进而对内需产生冲击。根据支出法对GDP中商品服务出口与总量GDP弹性关系的分析，2017年、2018年出口每下降1个百分点，对中国名义GDP的影响稳定在0.22个百分点；2019年，考虑到出口在工业中占比进一步下降，可以按照0.2的弹性估算。2020年，如果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为-13%到-32%，将拖累名义GDP比2019年的7.8%下降2—5.8个百分点。

不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合作将得到加强。今年1—3月的外贸数据就已经展现出“一带一路”的更强支撑作用。1—3月，中国出口累计下滑13.3%，其中欧、美分别贡献了5%和4.1%，而东盟的贡献是0%。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占比持续攀升，且在今年1-2月创下了38%的历史新高，出口增速逆势攀升至46.7%，成为我国外贸稳定的一块“基本盘”。根据海关总署的信息，我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进出口（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一部分，联系日趋紧密）、原油进口和成品油出口等。其中越南和马来西亚发挥了龙头作用（3月下旬以来，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病例持续增加，但4月中旬以来已显著下降，而越南病例一直较少）。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对所有协定成员全面生效，有力促进了区域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更强的贸易合作，将对2020年的出口下行起到缓冲作用。

不必焦虑产业链会加速迁出中国

疫情暴发以来，关于产业链外迁的担忧情绪不绝于耳。笔者认为不必焦虑于此，因为“去中国化”不符合当前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方面，中国出口产业客观上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这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管在体量还是效率上都难以承接取代的。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达到30.4%，中国制造业出口在全球出口的份额达到11.9%，而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体量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其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分别为0.3%、0.59%、1.03%和3.1%，且人口受教育程度和研发能力也弱于中国。若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分布在多个国家，则势必削弱集聚效应，徒增成本。2019年，在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出口中占比并未下滑，反而衍生出不少借由欧盟和东南亚的转口贸易。就表明，目前产业链尚不具备大规模迁移的基础。美国虽然减少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对欧盟、墨西哥、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的贸易逆差显著扩大，整体贸易逆差不降反增；而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有从美国向欧盟和东南亚国家迁移的迹象。

另一方面，产业链迁移与当前全球疫情下的客观现实不符，甚至可以说由于中国与海外疫情的错位，全球产业链短期内不仅不是迁出，反而将偏向中国。以当前美、日的劳动力成本来看，如果制造业回流，必须加大自动化投入，这需要资金也需要时间；如果在别国投资建厂，也意味着加大资本开支。2020年，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活下去，很难想象其会扩大资本开支。况且，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本身就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块可靠阵地，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急于外迁？中国美国商会、上海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在中国的最新问卷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在华美企表示，不会出于疫情影响，将生产/供应链或采购迁至其他地区，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正确应对供应链转移问题应遵循以下两条主线：一是要客观应对全球疫情对中国外贸的冲击，积极扩大内需、加强东亚产业链合作、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保存实力。二是要居安思危，扎实把握危中之“机”，扩大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增强产业竞争力，留住外资。

如何把握疫情的危中之“机”

疫情在造成经济广泛停摆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产业的发展契机。一是云办公、云教育、云消费等线上业态，以及背后的信息技术产业获得助力。2020年一季度，我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不变价GDP同比增长13.2%，对于缓冲一季度GDP下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凸显了复工难、固定成本高的问题，增加了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紧迫感。中国制造业大约有3—4年的设备更新换代周期，2020年恰逢新一轮设备更新换代的起点，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疫情冲击，制造业可能已经开始“低位回升”之路。三是与线上业态和智能制造发展相关的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目标，也是未来国际竞争的焦点所在。2020年以来，中央多次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将这一板块摆在了更加关键的位置上。四是疫情凸显出医疗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需求。在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的过程中，中国医疗体系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升级刻不容缓。

需要看到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所提振的产业大多具有轻资本、中长期受益的特点，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不那么立竿见影。从以下几组数据中可以明了这一问题：一是从2017年中国GDP的构成来看，与上述相关的行业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1.9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2.32%），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2.86%），三者总和占比不及第一产业，而仅制造业一项占比就达29.3%。二是2019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上升到14.4%，万事达卡财新BBD新经济指数（衡量1单位GDP中新经济成分的占比）一直在30%附近。可见，中国高技术产业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但传统产业仍然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举足轻重。三是从PPP项目库梳理来看，狭义新基建（不含轨道交通）规模占比仅有0.5%，加上轨道交通可上升到16%；从新基建七大领域规模估算来看，2020年约为1.1万亿元，只占去年基建投资总额的6%，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有限。

因此，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契合点，是中国经济短期增长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平衡点，也是中国在全球化逆风下稳外贸、稳外资的关键点。中国制造业投资中90%是民间投资，工业增加值的40%面向出口，传统制造业是全球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2020年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下滑至-25.2%，明显低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16.1%，足见其信心之受挫，对经济拖累之明显。而制造业的强大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选项，值得以更大的力度和决心推动其发展。以韩国和日本这两个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为例。韩国从1970年代以来，GDP中制造业的占比就不断提升，2010—2017年达到31.6%，而在1970—1980年代平均仅为14.7%；制造业的行业构成也不断向电气、运输、机械、金属加工、精密仪器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集中。日本即便在其人口快速老龄化、遭遇美日贸易战、房地产崩盘的1990年代，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也未明显下降，依然是分量最重的行业，且进一步向电气机械、化学产品、运输设备、金属加工、通用机械等行业集中。

总之，2020年，中国外贸面临重压，制造业是必守、必争的阵地。

作者：钟正生张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