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华为、字节跳动、新疆的一些纺织行业企业、在南海开展业务的工程企业先后被美国打压、制裁，这意味着当前全球政经形势变化给中企带来的非市场问题日益严重。这些中国企业以被美国政府倾力打压的方式完成了加冕，既带来了荣耀，也充满了悲壮。正如任正非所说：“那只是一部分政治家的冲动……你要真正强大起来，就要向一切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

在此之前，中企出海的国际环境相对稳定，我国也适时提出了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推动了大批中国企业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的步伐。虽然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中企被东道国政府所指责的事件，但多是由于打价格战等恶性竞争行为所导致。为此，相关中企也蒙受了不少损失。后来，我国倡导企业抱团出海、产业链出海，企业通过加强自律等方式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使得走出去更有序，也得到东道国的理解和支持。

如今，全球政经形势变化导致非市场问题十分突出，中企海外经营在商言商的时代渐行渐远，这让一些问题变得棘手而敏感，仅靠企业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

因此，遇到非市场问题时，一方面企业要评价事件为自身经营带来的影响，制定相关策略，积极展开公共外交工作，与各利益方展开对话，争取各方最大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部门、贸促机构、商协会组织需要主动展开策应，为企业提供外交层面、政策层面或者智力上的支持，在帮助企业拓展市场、消除市场壁垒的同时，更加注重在非市场问题上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中企出海织就严密的防护网络，莫让中企成为孤胆英雄，在出海过程中因“裸泳”而蒙受巨大损失。

例如，在中国企业遭到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或其他涉及公共利益为借口打压时，政府部门应该用好多边贸易规则，提出双边磋商，用合理反制无理，在此过程中，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及其他商协会应该组织有关企业提供相关材料，做好证据保全，展开游说工作，力保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不受侵犯。

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我们应该及时总结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还要演化出更高级的版本，再通过对政府部门、贸促机构、商协会组织、企业人员培训等方式，尽可能扩大相关经验推广复制的覆盖面。例如，中国企业在运营建设的一些重点海外园区项目时，建立的三级协调机制就值得借鉴和思考：第三级由两国中央政府相关机构组成，负责研究园区在建设和运营中涉及政府层面的问题；第二级由地方主管政府部门组成，负责对最高层协调机制的政策指导意见予以实施和落实；第一级由双方具体实施企业构成，负责园区的建设运营。我们不妨在这样的基础上，将企业可能面临的一些非市场问题也纳入该协调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企业海外利益。

进一步而言，各种非市场问题，不仅是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化、全球化进程中需要面临的考验，也是对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考验，对高科技制造业、互联网等热门领域而言，更是如此。当前，我国一些行业拥有顶尖企业，可顶多算是明星闪烁，还谈不上群星璀璨，这给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

因此，我们既要在政策层面放水养鱼，营造出可培养顶尖企业的营商环境，企业也应练好自身内功，在摸爬滚打中成长为享誉世界的顶尖企业。只有我国顶尖企业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加之各方齐心协力织就海外中企风险防护网，才能在未来面临各类市场问题、非市场问题时，充满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底气与自信。